寒门难出贵子吗

Originally posted in 2017.

北京高考状元接受采访的时候谦虚地表示，相比农村的同学，自己资源上的优势实在是巨大。记者感慨，寒门再想出贵子，越来越难了。紧接着，就有这么一篇文章《寒门难出贵子是对奋斗者的公平》。作者有两个观点：1）豪门出贵子是公平的；2）寒门难出贵子也是公平的。想想似乎没什么问题。玩命工作，自己的劳动果实，还不能随意支配吗？投资下一代的教育更是明智之举。反过来，你不玩命，你的孩子自然在资源上落后。看起来有理有据，可是作者的观点总让人觉得变变扭扭的。原因恐怕有二。首先是作者对于奋斗者的定义过于狭窄。再一个，是作者对贫穷的分析未免幼稚。

父母的奋斗有意义，孩子的就没有了吗？人的命运要是都由运气来决定，怕是没有人觉得公平。可父母，家庭都不是我们自己能选择的。如果恰巧生在寒门的我，还没热身呢，豪门的你就已经站在了终点，这种结局对奋斗者不仅不公平，更是直接否定了奋斗的意义。

七十年代的时候，哲学家诺齐克（Robert Nozick）和罗尔斯（John Rawls）就辩论过类似话题。他们的辩论始于对功利主义的否定。人类早就意识到合作大于对抗。如果人与人互相不信任，互相提防，那么我们就得花费大量资源来保护自己。从锁头到围墙，从枪支到核武器。相反如果我们互相信任合作，那么这些资源就可以用来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，所有人都受益。基于这样的共识，从柏拉图开始，哲学家就一直在讨论什么样的社会结构，既合理，又能催生人与人之间的合作。功利主义给出了这么一个推论：1）理性的人会牺牲眼前的小利，来换取未来的大利；2）由1）可得，理性的人会牺牲眼前的小利，来换取整个社会未来的大利。诺齐克和罗尔斯都否定了这个推论，但得出了不同的结论。

罗尔斯觉得功利主义的这个结论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。一个人不是一个数字，他的多元决定了简单地把个体加在一起不等于整体。一个能够管理这个多元社会的单一结构必然是一个所有自由，自私，理性的人能够逻辑上赞同的结构。关于这个结构，罗尔斯下了很多定论。这篇文章我们只关注他对资源分配的解释。罗尔斯觉得，一个人无权占有运气因素所带来的财富。张三和李四智商相似，接受相同的教育，努力程度相似。但是张三生在豪门，张三更成功。这样的分配是不公平的，因为张三的家庭背景是随机得到的，和他的劳动无关。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个结论，罗尔斯设计了一个双盲实验。假设所有人在投胎之前，都不知道自己会是男是女，生在哪国，何种家庭，智商多少，健康如何。这时让他们选择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。因为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生在豪门，是不是天才，等待投胎的人肯定会选择那个能够降低运气对他们命运影响的结构。

诺齐克比罗尔斯在个人主义上走了更远的一步。他彻底否定了整体的存在。社会里，只有一个一个独特的个体。没了整体，功利主义的舍小家为大家也就没了意义。诺齐克认为，一个人占有自己的劳动果实是他天然不可分割的权利。这个权利还不伴随任何义务。就好比我背痒了，我有权利去挠，但我并没有义务去给别人挠。这么一来，任何试图拿走我的财产的行为，不管目的多么高尚（比如收税去建廉租房），都是不正义的。诺齐克也不认可罗尔斯对运气的看法。他觉着，运气因素根本不可能彻底消除。任六比王五长的好看，所以小红嫁给了任六。按罗尔斯的说法，还要强迫人家离婚不成。

真理越辩越明。但从现实应用来看，我觉得我们大可不必在诺齐克和罗尔斯之间做个二选一。在一个纯粹的诺齐克式社会里，收入的再分配是不存在的。但不受限的资本积累只会导致两极分化，社会势必分崩离析。老祖宗早就看出来，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，创造新财富的主要方法。孟子在《梁惠王》里有这么一段：“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；雞豚狗彘之畜，無失其時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”年轻的时候，少吃点，省了钱，买地种树，老了也就衣食无忧。下一代也不必再这么辛苦。问题来了。如果资本积累是新财富产生的先决条件，那积累的速度必定大于新财富产生的速度。更何况工业革命之前，所谓资本，无非土地。土地都种上了，经济发展也就停止了。这么一来，“少生孩子多种树”变成了一个零和游戏。积累的资本如果不能来自新财富的话就势必来自他人的财富。你得是我失。豪门越来越豪，寒门也越来越破。阶级固化算是委婉的说法。也正是基于对封建社会的观察，马克思指出来资本主义长不了。和地主类似，资本家占绝了绝大部分生产要素，工人只能出卖劳动力来过活。更甚于封建社会的，是在工业社会里，劳动力在生产里的重要性下降了不少。自然资源和土地越来越稀有，价格也就越来越高。资本家为了提高竞争力，创造新财富，只能不断打压工人的工资。阶级矛盾就出来了。现实似乎证明马克思错了，其实是前提条件变了。两次世界大战，降低了人口，也摧毁了大量的生产要素。战后经济复苏不自觉地完成了一次再分配。战后的福利社会也把公平平等的概念带到了经济政策里。工业革命到科技革命，更是证明了资本积累不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方法。虽然资本还是聚在少数人的手里，但科技快速进步也提高了工人工资和生活质量。不幸的是，科技进步这个解药不仅药效短，还大有要变成毒药的趋势。七八十年代开始，开创性的技术革命逐渐退烧。新财富的创造又回到了资本积累，打压工资上来。科技发展开始专注于用机器取代人。新的行业产生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工人下岗的速度。加之政府短视，高等教育越来越贵，就算有工作，失业的人也做不来。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在GDP里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，资本的回报倒是越来越高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，英国和美国最富有的1%的人口占据了社会总财富的20%。一九五零年时，10%。今天，这个数字是40%。换句话说，今天的世界纵使没有诺齐克想象的那么极端，也开始向佃农社会看起。种族主义，沙文主义甚至连纳粹极右翼都在欧美复苏，和这个越来越不平等的社会不无关系。

极端的罗尔斯式社会也不理想。绝对的平等否定了运气，也否定了自由意志。一起吃大锅饭，消灭了人们劳动的欲望。前苏联的垮台和委内瑞拉现今的全面崩盘就是明证。资本积累虽然会导致两极分化，但彻底消灭资本积累也就消灭了经济发展。一个理想的社会，恐怕要在诺齐克和罗尔斯之间取个中。豪门可以出贵子，但寒门也大可一搏。

相比之下，作者对为什么寒门难出贵子的分析就显得非常荒谬了。在没有任何数据事实的支持下，凭着自己的经验，作者宣布：改革开放以后，只要愿意努力就能致富。潜台词：穷人即懒人。到了文章的结尾，作者更是进了一步：豪门之所以豪，不是偶然的，是他们思维正确。好么，穷人不仅懒，还傻。再写下去，作者怕是要搬出来优生学了。

对穷人赤裸裸的鄙视和不信任，作者倒不是头一位。美国给穷人的低保里有一项是粮票。发你张卡，拿着卡可以到超市买吃的，但只能买吃的。想买包烟，买卷手纸？不行。国会甚至几次打算把食物分成“必需品”和“奢侈品”。粮票则只能买必需品。终因成本太高作罢。这么折腾是为了什么呢？保守派的代表不相信穷人也懂得上进自律。他们担心的是穷人会乱花纳税人的钱去酗酒吸毒，所以设下了重重的限制。看过火线警探的应该了解，那些有瘾的，总会找到方法把粮票换成钱的，顺便结识一些更危险的罪犯，在深渊里越陷越深。那些能自律的却不能利用国会的救济省钱上个网课，学点新技能，早日摆脱低保。打着纳税人的名义，费尽心机，却是把社会里最需要保护的人往火坑里推。

经济学家米尔顿-弗里德曼（Milton Friedman）在60年代的时候就抨击过这种思路。他建议，用对待富人的方式去帮助穷人。与其发救急，羞辱人的自尊，不如设计一套负所得税。比如说，我们认定月收入两千是能维持正常生活的最低标准。那么一个月收入两千的人交税为零。而一个月收入一千的人，交税负一千。实际上，是退给了他一千块钱。这种设计，从形式上来讲，把所有人都当成了纳税人，不让人自卑；从应用上来讲，灵活度高，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调节开支。

现在有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：不少人都忧国忧民，满是慈悲；可是真正落到人这个字上的时候，有的仇富，有的嫌贫，有很多不屑。表面上，是纠劣根性，心里面，恐怕还是有贵族情绪在作怪。我们天天谈自由，可要是心里对自己的同胞没有一点同情和信任，那我们还自由个什么劲儿呢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又何必太急！

临了我想提一句。有文章说在北京想要成为中产，银行里少说得有一千万存款。这个数，我不知道准不准确。不过美国最富有的10%的家庭净资产，连存款带房子，中位数只有不到二百万美金。